捷佐展览服务披露已拉开帷幕，一批触及财务类退市指标的公司随之浮现。据Wind数据统计，今年以来，已经有逾40家*ST公司发布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，10余家公司在公告中表示，公司可能触及财务类退市指标被强制退市。对于一些预告2023年财务数据刚刚“过线”的*ST公司，交易所及时发出问询函或关注函。

　　在近日证监会召开的系列座谈会上，与会代表建议，“加强上市公司全过程监管，坚决出清不合格上市公司”。据悉，监管部门正在研究优化退市指标，设置更加精准、匹配的退市标准，着重加大对财务造假公司的出清力度，同时完善吸收合并等多元退出政策规定，推动企业主动退市。

　　市场人士认为，需进一步完善多元退市标准，提升企业主动退市意愿，优化退市流程，提升退市效率，加速优胜劣汰。同时捷佐展览服务，也要进一步强化投资者保护，畅通多元化维权通道，确保退得下、退得稳。

　　据公开数据统计，截至2月22日，今年以来，已经有7家公司锁定强制退市，3家公司退市摘牌，还有4家公司收到交易所终止上市决定书或事先告知书。据统计，退市制度改革以来的3年，沪深两市共有129家公司退市，其中106家强制退市，强制退市公司数量是改革前10年数量的近3倍。

　　整体来看，106家强制退市企业中，财务类退市数量较多。但是，自去年以来，面值退市和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数量增多，去年面值退市的数量接近全部退市公司的一半，8家公司因达到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标准进入退市程序。今年以来，已经锁定退市的7家公司中，4家公司触及面值退市指标，*ST华仪、*ST新海同时触及面值退市指标和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指标，*ST博天则因财务造假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指标。

　　市场人士普遍认为，加大对财务造假公司的出清力度，既要进一步细化完善强制退市指标，减少“保壳”空间，优化退市流程，加强退市监管，还要给予交易所自由裁量权，定量和定性指标相结合。

　　一方面，需要进一步完善财务类退市指标。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田轩对《证券日报》记者表示，要明确财务类退市指标中营业收入具体扣除事项，增加财务操作“保壳”难度，引入会计师事务所对“摘帽”公司后续经营及盈利水平持续考核等。

　　中央财经大学教授资本市场监管与改革研究中心副主任郑登津对《证券日报》记者表示，可以结合国资委央企的最新考核，增加经营现金流现金流指标相关的退市规则，不再局限于两年这个时间长度。通过营业收入、扣非净利润和现金流的组合指标，力求准确识别“壳公司”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需要增加交易所的自由裁量权，加强退市标准的可执行性。田轩建议，进一步完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标准，定量定性标准相结合，增加交易所必要的自由裁量权，为不同层级的上市公司设定相应的退市标准，加强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标准的可执行性。

　　近年来，国内强制退市公司数量明显提升，但是与国际成熟市场相比，退市率依旧不高。重要原因之一是国内主动退市公司数量较少，而境外市场主动退市率较高。

　　华泰证券研报数据显示，截至2022年年底，纽约证券交易所退市企业中申请主动退市的公司占比近九成，远远高于强制退市公司所占比例；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退市企业中，自愿退市公司占比也达到64%，接近强制退市企业的两倍。香港市场主动退市和被动退市的公司中，主动退市的占比略高。

　　相比之下，2020年退市新规实施以来，国内仅有23家公司主动退市、吸收合并退市或并购重组退市，占比17.83%，上市公司的“保壳”意愿依旧较高。

　　市场人士认为，从国外成熟市场经验来看，要提高企业主动退市意愿，需要进一步降低上市成本，降低壳价值，同时提高上市公司合规成本，优化并购市场环境，明确主动退市规则。

　　首先，降低壳价值。在全面注册制下，A股壳价值有所下降，但是，田轩表示，借壳重组上市现象仍屡见不鲜，未来需要设置更为严格的标准，进一步提升借壳重组上市难度。郑登津认为，在推动注册制走深走实中，需要进一步降低上市成本，在保证质量的情况下，提高发行效率，进而降低壳公司的价值，让“垃圾公司”没有存在的价值。

　　其次，提高维持上市成本。郑登津表示，需要加强对企业信息披露的监管力度，完善估值体系，确保企业股价能够真实反映其价值和业绩。当“垃圾企业”无人问津，其维持上市的收益也远小于所需付出的各类成本，自然就会主动退市。

　　最后，完善规范类强制退市标准。田轩表示，中国规范类退市条件主要包括重大会计差错、虚假记载等。相较而言美国则更严格，如经营资产由于被出售、租赁、没收，或公司停止经营，或由于各种原因公司终止了其主要业务经营活动、权威性报告指出证券没有投资价值、公司违背了与交易所的协议、违背公众利益等。未来可进一步完善国内规范类强制退市标准，强化退市执行力度，使得企业选择主动退市。

　　此外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叶林认为，也要为公司自愿退市提供明确的规则和方案，形成主动退市和强制退市的整体规则体系。

　　我国有2亿多投资者，在加大退市力度的同时，要配套强有力的投资者保护举措，才能实现退得下、退得稳。

　　近年来，随着投资者保护机制不断完善，投资者保护工具箱日益丰富，先行赔付、行政和解、责令回购、代位诉讼、中国特色集体诉讼等新型维权方式相继落地见效。

　　叶林对记者表示，资本市场初步形成了退市相关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的合理方案。

　　未来，监管部门仍需推动健全民事赔偿机制，完善集体诉讼制度，推动特别代表人诉讼常态化等。田轩表示，要持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保障举措，畅通多元化维权通道。